最近，卫炳江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谈到了他对科教人才培养的看法，以及浸大正在进行的教育创新。

本科“无专业”教学改革创新

卫炳江在浸大推出了一门教学改革实验——“无专业”本科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目标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而不是选择专业。

《中国科学报》：“无专业”课程叫什么?

卫炳江：

现在，进入大学的学生一般都要选择专业，我们实行“没有专业”，希望让学生来决定自己的专业。

学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想解决的重大全球问题。就像培养研究生一样，我们会和他的教授一起决定他学什么，引导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些学生想处理全球水资源问题，我们会为他们设计包括环境科学、工程、政策等诸多领域在内的相关跨学科课程。

《中国科学报》：没有专业是否相当于跨学科教育?

卫炳江：

有联系，但不同。近年来，教育行业倡导跨学科的概念，不仅涉及不同学科的“横向”结合，还涉及面向未来的“竖向”跨学科。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学科也在衍生。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不知道生物学和计算机学会交叉，但现在计算生物学已经成为一门新学科。

我们强调，本科生的跨学科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应对挑战的创新人才。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创造未来。

《中国科学报》：这种教育模式创新将在多大范围内传播?

卫炳江：

现在这个实验还只是一个实验，不可能对所有学生进行实施。浸大每年招收1100多名本科生，目前只有15名学生可以参加。

《中国科学报》：这个是拔尖的教育吗?如何选择“尖”?

卫炳江：

不是拔尖的。学生需要有想法，但不一定“尖”。当然，我希望他“尖”(笑)。关键是学生个人差异很大，我们期望为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现在很多学生都接受过人工智能的培训。我们将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评估，选出“最厉害”的学生，用广东话来说就是“犀利”的学生。

《中国科学报》：那么，15‰对于新生来说，选拔的机会是平等的吗?

卫炳江：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不平等，必然会被骂(笑)。

《中国科学报》：有什么因素可以促进这种教育创新?

卫炳江：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来香港参观时指出，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极高，但顶尖人才较少。这恰恰是目前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令人担忧的问题。

大多数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需要。而且要培养出顶尖人才，必须为某些群体提供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国科学报》：更多的学生有望获得这样的教育机会吗?

卫炳江：

我们一直宣扬因人施教，实施多元化教育。有了人工智能，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习方法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学习方法来自工业革命时期。比如在香港，大学一个学期13周，14周，其他时间用来做作业和考试。如果学生很聪明，13周的课程可以在10周内学习，他们可以在准备中获得高分。如果学习能力弱，需要20周才能学会，考试就会不及格。这就是“工厂化”的教育理念。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师的工资成本很高。事实上，在现代之前，高等教育是富人的专属，中国古代的学院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入学。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今天的大学也是如此。一个老师不能满足100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会改变这种情况。人工智能就像一个无所不知的老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向AI学习。

学习的动力在于兴趣

卫炳江自嘲是“老人家”，笑话和新生代有“隔阂”。他意识到，与他年轻时相比，香港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明显增加，竞争压力有所缓解，但学生的学习动力不如以前。他强调，上大学和获得学位的关键在于跟随自己的兴趣。

《中国科学报》：能否谈谈当代香港学生的思想和追求?

卫炳江：

首先，我是一个老人，肯定有隔阂。总的来说，香港是一个高度完善的社会，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香港没有一个孩子的政策，但是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很多中产阶级对孩子的期望相当高。但是我年轻的时候，香港普遍比较穷，大家都在努力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我不争取，我会错过的。我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当时香港100个同龄的年轻人中，只有两个能上大学，比例极低，竞争激烈。

如今，每年有近40%的高中生可以进入四年制大学。如果一起计算两年制、三年制大学、副学士学位或高级文凭，录取率会更高，学生可以在不太努力的情况下获得录取机会。但总的来说，学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上大学。他们有压力，因为他们的父母期望他们有大学学位。但是拿学历怎么办?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兴趣没有以前的学生大。

《中国科学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个人考大学的经历?

卫炳江：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医学和物理之间选择了后者，这让我的中学老师、校长和爸爸都很不开心。刚开始家里很穷，父母老师都希望我选择医学，因为当医生收入高的时候，一般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前途的职业。他们认为学习物理后成为中学老师是可以接受的，但远不如学医有声望。其实我当时就有去海外读物理博士，从事研究的想法，但是当时没有相应的氛围，所以这样做的人不多。

《中国科学报》：你们小时候的家庭是怎样的?

卫炳江：

我家有两个姐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家庭很穷。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甚至带我去街上睡觉。这不是开玩笑。即便如此，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让我走自己的路。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

《中国科学报》：你们父母的教育方式对你们的孩子也有影响吗?

卫炳江：

影响很大。我用爸爸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的孩子，我觉得只要他喜欢就很重要。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也是中产阶级，生活不是问题，但是我的孩子和很多香港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大学，拿学历，缺乏学习动力，只是因为父母和老师的要求，或者看到同学这样做。其实学历的重点在于学到了什么，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以我走过的路为例，我深信应该是我感兴趣的事情。

许多人做事都是因为工资，这样也许能把事情做好，拿到A;但是很难达到顶级，得到A 。

《中国科学报》：身为校长，你还在做研究吗?

卫炳江：

我会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本来觉得理论物理很难，后来发现管理更复杂。老婆曾经问我:“你不需要发文章。你为什么要做测试?”我回答说，我不需要发文章，但是学生需要。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不做研究，我会觉得放纵自己，我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找到自己(的价值)。

以开放的心态办学

卫炳江一直强调“开放”的理念，从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到留住人才，再到拥抱新技术。他认为，科研没有固定的正确答案，需要独立探索;优秀的人才会选择合适的发展环境，学校要为人才营造良好的氛围;人才流动是正常现象，流动可以保持活力;我们应该积极拥抱技术，敢于抓住机会。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香港科教人才队伍过去五年的发展。

卫炳江：

如今，人才引进在香港不再是问题。在香港工作的教授平均工资水平很高，香港有很多优质大学。目前的竞争其实来自内地学校(笑)。比如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都是我们在计算机顶尖人才竞争中的强劲竞争对手。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香港和内地对人才的吸引力有何不同?

卫炳江：

如今，国家为人才的引进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尤其是对有创业意愿的人才。特别是武汉、深圳等地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香港在发表科研论文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成果转化方面略逊于深圳。

《中国科学报》：你还有别的建议来培养顶尖人才吗?

卫炳江：

总的来说，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而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数量却远远超过中国，这与中华文化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

考试方法是中国人发明的，小、中、大各种考试都要打分。学生如何获得高分?就像标准答案一样!谁决定了正确的答案?权威!你只需要得到权威给出的答案。这对培养创造性思维不友好。例如，一个问题可能有三四种解决方案，但根据正确的答案，你可能不会考虑新的解决方案。

以前我的博士生来自中国，包括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掌握科研方法。有些学生太注重研究成果和答案，遇到不懂的就问我答案。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现成的答案，科研需要一起探索。我最多只能分享我对问题的看法。然而，许多学生不适应这一点。他们认为:“如果你是教授，怎么可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怎么研究?”

国外的科研方法和国内的不一样。我不认为国内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在研究生院的学生确实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不一定追求标准答案，而是会自己找答案。

《中国科学报》：关于高校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请谈谈你的看法和做法。

卫炳江：

首先，好鸟择木而栖。对于沉浸式来说，资金不是主要问题。引进人才不仅取决于高薪和学校声誉，还取决于校园文化、发展空间和管理理念与人才的匹配程度。一个有创新思维的人才不会青睐管理层遵守规则的大学。因此，学校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创新在引进人才中起着关键作用。

最近，我们成功地吸引了迈克尔·霍顿，2020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Michael Houghton)与浸大合作，做中医研究。他对这个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为了进行相关研究，我们成立了“前沿转化医学研究所”，霍顿教授成为创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因此，好的想法对于人才的引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只追潮流，盲目从众，很难打动真正的人才。

其次，人才流动是自然规律，“水流向低处，人流向高处”。如果有教授去更好的平台发展，有什么问题?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培养的老师很好。关键是他们离开后，我们有能力引进更好的人才。相反，如果教授流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就需要高度重视，这可能反映出学校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

一般来说，大型教育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少量的人员流动，比如3%~5%，这是正常的。适当的人员流动可以为机构注入新的想法和活力。想象一下，你的团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10年甚至20年，新的想法从何而来?因此，缺乏人才流动是一个不正常的信号，这意味着它处于水的最低点。别人没地方去，只能勉强留下。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卫炳江：

过去，新技术通常对工程、物理、化学等理工科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对文科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对文科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今，人工智能可以涉足创新理念、文章撰写、平面设计和电影制作。以媒体行业为例，其就业模式已经被彻底颠覆。现在网上关于股票、球类比赛等标准化结果的报道，有一半以上是计算机生成的。

从教育培养目标来看，我们期望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都能以改变未来为目标，而不是跟随别人，跑得比别人快。因此，我鼓励学生拥抱技术，因为这种工具在他们毕业后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

我自己也在使用AI。以前每天都用Google，现在每天都用DeepSeek。举例来说，香港的中文表达方式与内地不同，以前我用中文写的研究经费申请书，内地博士生看不懂，要帮我重写。现在，我用英语写申请，然后让DeepSeek帮我翻译。

《中国科学报》：您一直强调“开放”的概念，您如何看待这两个词的重要性?

卫炳江：

看过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是吗?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长大的。1977年，这部电影出现了，故事非常传统。无非是农场年轻人成长、抗残忍统治、英雄救美的情节。然而，它利用当时最新的科幻思维和电影技术，精彩地呈现了宇宙飞船、星际战争等场景。其实宇宙战争是什么样的?谁看过?物理上，这样的战争应该没有爆炸，没有火花，没有声音，但是电影的效果让很多中国粉丝着迷，愿意买票观看，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它的文化所影响。

所以，我们如何用新的方法讲好中国文化?这也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比如在传统故事中，哪吒惹麻烦杀了龙王的孩子，龙王去兴师问罪。他的父亲无法与哪吒沟通，母亲在父权的影响下选择妥协。最后，哪吒还了父亲，切肉还了母亲，传达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没有好下场的寓意。现在的新电影，“我的命由我决定”这句话深受新一代的喜爱。这说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创新思维影响世界。